2011年6月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征收评估办法》)对评估机构、评估系列程序、评估系列办法、实地勘验测量、评估鉴定结论等环节都作出了具体的规范。

面对良好的宪法文本与并不理想的宪法实施之间的矛盾，宪法学界开始思考并尝试解决一个时代难题，即如何完善宪法实施路径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的有效实施。五、结语 有效实施宪法是当前全社会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施宪法这一问题，我国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理论和实践经验均十分有限，宪法司法化这一凝聚了诸多本土理论与实践智慧的路径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轻易否定宪法司法化这一重要的探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41]当然，即便三个层次宪法司法化的初衷是良好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层次的宪法司法化都能够兼容于现行宪法体制，因此，以下笔者将对三个层次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的兼容性问题分别展开探讨。不仅如此，法院依据宪法进行裁判会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案批复实际上已经被很多学者解读为对宪法司法化的否定，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2016年《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更是直接将宪法排除于法院裁判依据之外，实际上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中义宪法司法化的否定态度，对中义宪法司法化与我国现行宪法兼容性的负面意义不言而喻。这种观点同第二种观点一样，均认为狭义宪法司法化会涉及宪法解释，但其并不认可法院也享有宪法解释权，而认为宪法解释权属于国家立法机关，法院和法官无权进行宪法解释。第一，狭义宪法司法化不需要解释宪法，更谈不上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

[5]代表性著作有以下一些。[8]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因此，笔者对被遗忘权的属性持独立人格权说。

有学者指出，被遗忘权源自法国法中被称为le droit à l'oubli的权利，即犯罪人在服刑期满后有权要求犯罪事实不再公开，以保障和促进其再社会化。如即时通讯工具的群聊功能，使家庭成员或者相互熟识的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信息，但相关信息又是存储于公共空间、由运营商进行处理的，并可不受限制地转发，使这种信息的传播超越了熟人社会的范围。四、对被遗忘权的中国态度 （一）被遗忘权的必要性 从谷歌案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被遗忘权在中外学术界都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乃至强烈批评。[49]但是，就被遗忘权所调整的个人信息而言，信息的价值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信息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

在采取处置措施时，对于已为第三方转发的信息，信息处理者应当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通知相关第三方，以便第三方及时采取相应措施。[13]因此，删除权的核心在于信息处理缺乏合法基础，而基本不考虑与其他权利的冲突问题。

在信息保存期限届满前信息主体认为信息处理将对其个人利益带来重大危害的，有权向信息处理者申请采取限制措施，但是应证明此种危害性和限制必要性的存在。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具有更高价值的信息，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简称ILM）理论，即基于信息在其从概念到弃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价值不断转换而产生的政策驱动管理方法。[46]第二，可供收集、处理的信息爆炸性增长。此时在公共生活场景中，关于甲的该条拘捕信息就重新获得了更高的信息处理价值，从而超越了其主体人格的价值。

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特定人掌握和控制的媒介，数据通信通过使任何一个可以将电脑接入网络的人成为出版者，从而实现了通信的民主化。荷兰蒂尔堡大学Bert-Jaap Koops教授从三个方面对被遗忘权的功能作出了界定：第一，数据应及时被删除。为准确把握和认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被遗忘权的性质，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规定进行解析。（二）信息类型与目的性限制 信息基于其目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用于信息传递，即通讯信息，如通话、留言、位置信息、登陆信息等。

个人身份可以为他人所树立、接受或者拒绝。只有准确把握被遗忘权作为信息价值纠偏工具的本质，以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才能构建出既符合理论逻辑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被遗忘权权利体系，并在我国的人格权立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五）处置措施的选择 一直以来，被遗忘权与删除权纠缠在一起，《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将删除权（被遗忘权）规定在一起。（d）点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

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自主权，当信息处理无法律基础时，即可行使删除权。网络特别是搜索引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获取信息的便利。法院对人格特质赋予了更为实质性的内涵，即任何人享有的，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面对大众媒体）以适当的，至少是不被虚构或者扭曲地展现个人特质的权利，[28]或者可以将其界定为保持自我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oneself）。在人权法上，则体现为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2条和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保护，并从中引申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损害赔偿则必须以损害的存在作为前提。[51]如新闻媒体对某街区发生抢劫案的报道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安全现状，以作出避免前往该区域的决定。

公共利益可以构成对被遗忘权的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仍需平衡两者关系，防止公共利益成为侵害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借口。这有利于寻求和利用信息的长期价值，但也可能使本已没有即时价值和远期价值的信息仍然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干扰乃至扭曲了信息来源。

也就是说，人格特性（personality）或者身份（identity）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个人的主观意愿塑造出来的，是自由意志的结果。第一，被动收集的信息是基于信息主体对信息处理者的授权和许可而收集和处理的，且一般不产生转发，因此可以通过删除权加以控制。

第六，异议审核和答复义务。20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数字世界中未成年人隐私权法》[58]获得通过，并于2015年1月1日生效。

例如，某甲在20岁时因酒后驾驶被警察拘捕，该信息的处理价值随着时间经过不断衰弱，在私人生活场景，如交易关系、雇佣关系中，已不能用于作出与信息主体相关的决定，其处理价值将让位于主体的人格价值。《民法总则》111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网络信息保护决定》）第1条，均规定了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使用、加工、传输的合法性要求。[50]在不同的阶段，信息在即时决策和远期决策中的价值均有所不同。[23] 身份的构建，是一个由个人人格（personhood）到人格特性（personality）的过程。

没有掌握文字的族群，其信息缺乏记录载体，难以留存。（一）关于权利义务主体 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为自然人，对这一观点应无异议。

对于信息处理者所采取的措施，或者不予采取措施的决定及理由，信息主体有权及时、全面知悉。2016年4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16/678号2016年4月27日关于保护自然人处理个人数据和此类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取代95/46/EC指令的条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其第17条题为删除权‘被遗忘权（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首次明确以立法形式规定了被遗忘权。

原告主张, 通过百度搜索其姓名可出现无锡某氏教育任某等结果，而其已于2014年离职，百度公开其个人信息侵害其名誉权、姓名权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具有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应以信息价值和生命周期为基础构建权利体系，删除作为处置措施应有终极性和谦抑性。

该条例第三章的标题为修正（rectification）和删除（erasure），内容包括了第16条所规定的修正权（Right to rectification）、第1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第18条所规定的限制处理权（right to restriction of processing）和第20条所规定的可移动权（Right to portability），以及第19条关于修正、删除或者限制处理的通知义务。笔者收集、归纳了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隐私政策所涵盖的信息类型并作了分类，如表1所示： 表1网络数据来源分类表 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分别可以成为删除权和被遗忘权的客体。五、构建被遗忘权的中国路径 根据以上研究，笔者对在我国构建被遗忘权提出如下建议。信息保存期限届满时，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及时采取限制或者删除措施。

信息主体之外的利益相关方认为信息处理者所采取的限制、更新、隐蔽或者删除措施影响其相关权益者，有权向信息处理者提出异议。[63]参见注[6]，第169-195页。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被遗忘权，我们可以撬动这一进程，通过移除过往的身份来确立新的身份。[2]参见任甲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民事判决（一审）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二审）。

这些变化，使信息成为一种永恒，并因而彻底改变了时间与信息的反比例关系，瓦解了信息价值的衰退机制。信息逐渐不再体现其代表的事物，[54]如不及时对信息进行管理，将给交流的双方带来障碍甚至错误。